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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孙梦琳,黄志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土耳其复兴的关注—— 以民族复兴思潮为背景


发布日期: October 8th, 2019      发布人:张成富

孙梦琳,黄志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土耳其复兴的关注—— 以民族复兴思潮为背景

决策与信息杂志 2019-10-08 16:35:38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中的民族复兴思潮逐渐兴起。1920年,曾与中国共同被称为“病夫”的土耳其“霍然病起”,实现了复兴。这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土耳其复兴为榜样,开始摸索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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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注土耳其复兴的原因


在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明确制定了党的纲领,提出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的路线。但在西湖会议上,中央领导层在共产国际压力的推动下,转变了二大强调“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的党外合作思想,并在党的三大上,同意党内合作的路线。党对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方式的态度有如此转变,与在同时期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土耳其的复兴为“迷茫”探索中国复兴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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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奥斯曼帝国面临着被协约国瓜分的风险,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引起土耳其人民和凯末尔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这使得条约无法签订和履行,导致协约国不满。1920年,希腊在英国的支持下对安纳托利亚地区发动进攻,以图通过武力解决两国间的争议问题。在这次攸关土耳其命运的战争中,作为土耳其商业资产阶级代表的凯末尔带领土耳其人民奋起反抗,击败了希腊军队。1923年协约国取消《色佛尔条约》,签订了有利于维护土耳其主权的《洛桑合约》,这标志着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复兴的开始。土耳其的复兴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早期共产党人高君宇指出,土耳其革命有望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这鼓励了同一遭遇的弱小民族,壮实了被压迫民族的气魄。中国近代史上较为著名的刊物《东方杂志》撰文说:“现在老大的土耳其民族复兴了,造成强大的新共和国了。这是亚洲被压民族抬头的一大纪念。”土耳其的复兴振奋了中国人民探索民族复兴的精神,也引起了当时中共领导层对土耳其革命的关注,并将其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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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土耳其复兴为榜样的原因是:其一,土耳其的复兴刺激了同被称为“亚洲病夫”的中国。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封建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只维护自身利益,不顾国家危亡,出卖国家主权,使奥斯曼帝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此外长期的封建世袭更使得统治阶级软弱无能,以至于中央政权没落,地方势力扩大,使得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深受压迫。在外交上,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欧洲列强不断进行殖民扩张,同欧洲为邻的奥斯曼帝国逐渐成为列强刀俎之肉,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封建帝国的内忧外患促进了土耳其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暴力革命,实现了土耳其民族的独立与复兴。同处亚洲的中国面临着与土耳其相似的民族危机,土耳其的复兴正为早期共产党人探索民族复兴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土耳其之恢复国权运动……而正足为吾人因时制宜,参酌取舍之资也。世无成法,适用便佳,观于土耳其之先例,盖益可信”。

其二,土耳其的复兴与苏俄联合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主义苏联出于扩大国际影响力、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维护革命成果的目的,主张联系落后弱小的国家,帮助被压迫民族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在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遭到协约国的阻碍和打压时,凯末尔突破国内压力主动向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请求支援并建立外交关系,这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物质支持。中国同为苏俄东方战略的重要地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土耳其革命在苏俄的帮助下获得胜利,迎来土耳其的复兴,这为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探索民族复兴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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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近东病夫”的土耳其与被称为“远东病夫”的中国同病相怜,促使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关注土耳其革命和复兴的变向,以求寻找解决中国困境的方法。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土耳其复兴经验的借鉴


土耳其与中国曾被欧洲国家一并称为“病夫”,被讥讽为“彼此似手足一般”。但是“现在土耳其倒霍然病起,锐意刷新”,而中国仍然受着帝国主义的蹂躏,毫无转变,因而对土耳其复兴的宣传也是为了唤醒中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这影响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早期共产党人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选择。

其一,在“青年土耳其党”的榜样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了依靠青年实现民族辉煌的信念。晚期奥斯曼帝国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下,全国处于黑暗暴政之下,毫无自由、民主、平等可言。尽管如此,民主自由革命的思想仍然在学校中传播开来。青年学生在传播革命思想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秘密组成的革命团体作了思想准备,并随着革命团体的联合发展统称为“青年土耳其党”。“青年土耳其党”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君主立宪制为纲领。1909年4月,“青年土耳其党”平定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反革命势力掌握了政权,开启了土耳其复兴的新征程。20世纪30年代的土耳其在凯末尔政府的带领下赢得复兴,这离不开“二十年来少年土耳其党努力活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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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精神曾影响了李大钊的民族复兴思想,根植了李大钊创造“青春中华”的青年使命观。李大钊曾对新建立的民国充满信心,一度认为这将是复兴中华的光明之路。但袁世凯倒行逆施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促使李大钊逐渐看清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无法成为复兴中华的主力军,发出“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的爱国情感。而此时在近东的“青年土耳其党”揭竿而起,推翻了土耳其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为土耳其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土耳其革命的胜利吸引了李大钊的关注,使他对同为落后的中国产生了复兴希望,指出“土耳其以老大帝国与吾并称,而其冥顽无伦之亚布他尔哈米德朝,颠覆于一夜之倾者,则青年土耳其党奋起之功也”。李大钊充分肯定了“青年土耳其党”在土耳其复兴中的地位,也肯定了青年觉醒对民族复兴具有的先锋作用。因此李大钊希望通过对“青年土耳党”的赞扬来激发本民族青年树立创造新民族之责任。“青年乎!以其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土耳其青年革命有燎原之势,中华青年亦当奋勇前进,主动承担起尚未成功之使命,发挥青年兴国之作用,为改造中华而背暗向明。在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将知识青年视为联系劳工群众的桥梁,认为他们是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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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土耳其复兴的榜样下,早期共产党人认同了建立“国民军”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途径。中共二大不久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要求全体中央委员召开西湖会议,并极力劝说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改造国民党推动革命的进程。陈独秀刚开始反对这个提案,认为“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但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中央委员们同意了这一提案。由于在国共双方不同意见的阻碍下,统一战线和联俄战略进展缓慢,为此马林对土耳其革命的胜利进行宣传,鼓励两党放下阶级成见,通过走土耳其式的道路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土耳其的复兴证明了在国家危亡之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将会增强革命气势与力量,更有利于革命的胜利。对于还未充分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加入国民党、借助国民党来建立“国民军”未必不是铲除民族复兴障碍的最好选择。因此,陈独秀指出“土耳其的伟大举动——一是毅然决然联络苏俄恢复国土并否认列强之治外法权……已经证明他不是老大病夫了;而我们中国还俯伏在列强军阀及礼教的势力之下”。他分析,民国建立后中国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但是在政治、经济上却遭到帝国主义的瓜分。若要摆脱被剥削侵略的落后境况,就要“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实现真正的复兴。陈独秀指出,这“国民军”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联合,而是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人民的大联合。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不够强大,无法单独领导这一“大群众联合”,更无法单独承担起民族复兴的任务,“只有两个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才能够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这一观点说明陈独秀在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成功榜样的鼓励下愿意放下不同信仰,通过“党外合作”来推动国民革命,扫清民族复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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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


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明确主张共产国际和马林的意见,通过国共合作的道路推进民族解放运动,以尽早实现民族独立。对于陈独秀的意见,党内许多同志不能理解,陈独秀解释“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它途径”。陈独秀摒弃阶级观念,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指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他将国民党视为各阶级联合的党而非将之狭隘地理解为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主义者,知道必须世界被压迫的劳动阶级革命(共产革命)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革命(国民革命)联合进行,才能够推翻世界压迫者;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客观条件上,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是目前的可能。这种情况,不但中国这样,土耳其、印度、加哇的共产党无一不是这样”。陈独秀的这一视角是受同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土耳其凯末尔政府与同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苏维埃政府的良好合作所启发的。在民族存亡之际,凯末尔领导的安卡拉政府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在放下旗帜与意识形态之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促成凯末尔政府取得了最终的革命胜利。李大钊也指出“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为此“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同样放下阶级界限,克服党内困难积极促成“国共合作”,为民族复兴奠定革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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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耳其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复兴,使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由初始怀疑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到西湖会议被迫决定少数中共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再到中共三大认同国共合作是增强民族复兴的革命力量的转变。这一思想的转变与土耳其的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积极促进下,推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进程,加快了反帝反军阀的步伐,为清除民族复兴的障碍奠定了基础。

其三,在土耳其复兴的榜样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苏俄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支持者。凯末尔政府面对着分崩离析的土耳其却能带领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实现复兴,就在于凯末尔政府立足于“被压迫民族的群众势力”之上,放弃对西方列强的幻想,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这使得蔡和森等人积极宣传土耳其革命,以鼓励国民党以凯末尔政府为榜样同苏俄联合,与苏俄打成一片并借助苏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远东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劳动阶级,若能一致与苏维埃俄罗斯联合,定能打消或抵抗日、美、英、法最近之将来所造成的帝国主义第二次大屠杀”。

在中共和共产国际对土耳其复兴的宣传下,孙中山对土耳其的复兴也深为关注,认识到在土耳其革命最艰苦的时刻,只有苏俄为土耳其打抱不平,同其签订友好条约,并施以援助,帮助土耳其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土耳其赢得民族独立。但是“孙中山虽然向苏俄伸出橄榄枝,表达了合作意愿,却又对西方国家心存幻想,梦想取得‘友邦’援助”。蔡和森看出了孙中山的外交意向,他以洛桑会议为例,指出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瓜分土耳其的强盗行为,证明了帝国主义一丘之貉的本质。而社会主义的俄国在洛桑会议上是“土耳其唯一的帮助者”,他们“坚持赞助土耳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从而批评孙中山对联俄政策的迟疑,指出“苏俄革命成功已六年了,土耳其国民党得其帮助(这才是被压迫民族真正的帮助)业已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使土耳其民族朝向解放的路上走了,然而中国国民党至今还未派一个正式代表赴莫斯科呢!”蔡和森希望孙中山通过对土耳其革命的认识放弃对西方国家的幻想,以土耳其为师转变外交政策积极同苏俄建交,强调“中国人民能否得到自由和独立,就看中国人民能否与苏俄建立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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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革命的胜利拓宽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早期共产党人摸索民族复兴的眼界,丰富了早期共产党人关于民族解放的理论与实践。土耳其复兴的胜利为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民族复兴的路上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三、借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土耳其复兴认识不足的分析


一战前后,在奥斯曼帝国苏丹政府的黑暗统治及帝国主义的压榨下,土耳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激发了土耳其新兴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进步军官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他们宣传民主自由思想,要求推翻封建统治,建立独立的土耳其,从而得到了大量的革命拥护者,逐渐形成了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革命力量。借助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在商业和对外贸易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商业资产阶级,但商业资产阶级大多由封建地主阶级转化而来,仍然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以商业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凯末尔虽然带领土耳其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赢得土耳其复兴,但依然无法避免资产阶级的先天缺陷与不足。这为视土耳其复兴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提供了重要借鉴。

第一,土耳其复兴后未进行彻底的反封建革命,漠视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以前,土耳其农民深受苏丹政府的压榨,苛捐杂税繁重,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堪重压,生活困苦。土耳其在一战中参与同盟国战败后,劳动人民饱受战争摧残,日常生活用品匮乏昂贵,民不聊生,加深了阶级矛盾。加之协约国的武力侵略,指使邻邦希腊“反攻倒算”,大大打击了土耳其的民族尊严,激起劳动人民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感。土耳其人民纷纷发起武装起义,反抗侵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以凯末尔为代表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顺势而起,利用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了土耳其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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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中,劳动群众始终是革命的主力军,为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革命成功后,以商业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凯末尔政府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只对工农业实施了一些改革,而未提出并实施涉及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纲领。资产阶级为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将关乎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悬置,表现出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是无法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土耳其无产阶级在苏俄的联系与帮助下逐渐壮大,引起了代表着土耳其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安卡拉政府与时俱增的阶级抵抗意识,害怕无产阶级的壮大威胁到自身利益,以至于对土耳其共产党不断猜疑与疏远。土耳其资产阶级政府为了打压土耳其共产党转而采取疏俄政策,逐步倾向帝国主义阵营,进而失去了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的支持,无法保卫革命的果实,最终陷入到帝国主义的陷阱。正如毛泽东所评价,“何况所谓的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土耳其的前车之鉴启示着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民族复兴不仅要依靠劳工群众的力量彻底地推翻封建制度,更要建立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制度,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阴谋与侵略,维护好革命成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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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土耳其复兴后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让步妥协,损害了民族的根本利益。“由墨达尼亚会议到洛桑会议,基马尔抛弃群众所要求之民族独立的军事行动,天天与帝国主义者作公开或秘密的谈判”,以为可以利用帝国主义瓜分土耳其之间的矛盾来达到自身的目的。但是,在洛桑会议中,土耳其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向英法等国妥协,损害了土耳其的国家主权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凯末尔领导的国民党能够战胜希腊军队的进攻取得胜利,是因为得到人民群众和苏俄的帮助。“青年土耳其党”的命运已经说明,单靠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力量无法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洛桑会议便是凯末尔政府背弃劳动群众、放弃联合苏俄的教训。斯大林也指出:“凯末尔式的革命是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它是在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产生的,在其继续发展中实质上是反对农民和工人、阻碍土地革命发生的。”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探索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曾以土耳其为借鉴。但根本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随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密联系和依靠人民群众,建立联合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壮大革命力量,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并在革命实践中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斗争实践中懂得,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

土耳其革命虽是一场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它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了土耳其民族的独立,实施了一套有效的改革,实现了土耳其的复兴。这极大地鼓舞了同被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并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人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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